“后形象主义”（Post—Impresionsm）一词，是由英国美术批评家罗杰弗莱（RogerFry）创造的。听说，1910年在伦敦预备举行一个“现代”法国画展，可是接近开幕，画展的称号还没有确认下来。作为展览组织者的罗杰弗莱事急无法，便不耐烦地说：“姑且把它称作后形象主义吧”。这一偶但是得的称号，究竟还切合实际，由于参展者都是形象派之后的画家。

  搏命，“后形象主义”便被用来泛指那些从前跟随形象主义，后来又竭力对立形象主义的捆绑，然后构成一起艺术风格的画家，其间出色者有塞尚、凡高、高更和劳特累克等。实际上，后形象主义并不是一个社团或派系，也没有一起的美学纲要和宣言，并且画家们的艺术风格也是千差万别。之所以称之为“后形象主义”，主要是美术史论家为了从风格上将其与形象主义清晰差异开来。

  《戴帽的自画像》，塞尚作，1897--1882年，油画，65x51厘米，伯尔尼美术保藏。

  后形象主义者不喜欢形象主义画家在描绘大自然转瞬即逝的光色变幻作用时，所采纳的过于客观的科学态度。他们建议，艺术形象要有别于客观物象，一起饱含着艺术家的片面感触。塞尚以为：“画画——并不代表盲目地去仿制实际；它意味着寻求诸种联系的调和。”他所重视的，是在画中经过清楚的形，来组成严整有序的结构。凡高和高更则专心于精神性与情感的体现，其著作渗透着某种内在的体现力和引人深思的标志内在。

  《水果盘、杯子和苹果》，塞尚作，1879—1882年，46×55厘米，巴黎，勒内勒孔特保藏。

  后形象主义绘画偏离了西方客观再现的艺术传统，启迪了两大现代主义艺术潮流，即着重结构次序的笼统艺术（如立体主义、风格主义等）与着重片面情感的体现主义（如野兽主义、德国体现主义等）。所以，在艺术史上，后形象主义被称为西方现代艺术的来源。

  《穿红背心的少年》，塞尚作，1895年，油画95.5×64厘米，苏黎世，比尔勒保藏。

  《玩纸牌者》，塞尚作，1890年—11892年，油画，45×57厘米，巴黎奥塞博物保藏。

  《圣维克多山》，塞尚作，1904—1906年，油画，73×91厘米，费城美术保藏。

  《自画像》，凡高作，1889年，油画，65×54厘米，巴黎，奥赛博物保藏。

  《吃马铃薯的人》，凡高作，1885年，油画，82×114厘米，阿姆斯特丹，国立文森特凡高艺术保藏。

  《向日葵》，凡高作，1888年，油画，95×73厘米，伦敦，泰特画廊藏。

  《星夜》，凡高作，1889年6月，油画，73×92厘米，纽约现代艺术保藏。

  《带光环的自画像》，高更作，1889年，油画，88×57厘米，华盛顿，国立艺术保藏。

  《布道后的错觉》，高更作，1888年，油画，73o×92厘米，爱丁堡，苏格兰国立画廊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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